何志毅: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在全球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我是研究微观的,社会上把经济和管理混在一起,称经济学家,其实经济是经济,管理是管理,管理学是帮助少数人的,经济学是对大众的,但我还不能讲是管理学家,管理学越分越细,营销学、金融学、会计学、人力资源学,我甚至不敢讲是营销学家。营销学家做品牌、零售、2B、2C的。但在科学越分越细的同时,应该有另外一种潮流,多学科融合。现在越分越细了,你研究苍蝇的右眼睛,甚至可能会就研究苍蝇右眼睛的视网膜发表论文。

另一方面应该把管理、经济、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哲学融合在一起来做研究。我作为一个管理学家为什么来设计这么宏大的话题呢?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认同,为什么我的学生说我很擅长从文化和精神方面考虑管理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中碰到很多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在瑞士的苏黎世建设了分院,中国高等教育没有法律或者规章,怎么走出去?但我们走出去是得到外交部,甚至总理本人支持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全世界人民都能在瑞士办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们借助陈发树基金会去办学。

到瑞士就发现中国企业在瑞士已经收购兼并了好几个很有影响力的企业,接着在周边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是如此。这马上引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派人去管理这些企业,或者怎么利用好当地的员工。我们跟华为的高层谈过以后,看到了很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中国跨国公司本地人才的培养。我们本意是想在瑞士办学,打破中国教育部门的清规戒律。到了瑞士才发现怎么培养外国员工为中国企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为此,我找了华为的高层,对方说很好,就给了我一个名单,华为瑞士总经理、副总经理,我到华为瑞士考察,是一个中国人,收购两个公司,合并在一起成为华为的瑞士公司,500多人,主要服务瑞士华人。后来约好的总经理不在,副总经理接待我,坐下来就不耐烦地看表,打断我,说我没多少时间,你知道我们很忙,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不太认可,你来教育我们,主要讲中国管理吗?他自己先否定了,而且到瑞士苏黎世,苏黎世是什么地方,全球最贵的城市,著名商学院林立的地方,你别来教我们国际化,总部只有几个人懂国际化,其他人都不懂,我说有日本通用的管理吗?有。不欢而散走了。走到门口遇到总经理了,总经理说要把30多个总经理交给你培养,所以要学习和欣赏中国文化。

第二个例子是TCL,李东升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购并的时候是胡锦涛站在后面的,李东升开始告诉我说来这里英文有很大的提高,出去就得讲,讲的好不好他们也得听。最后事实证明他们没听懂。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购并之中消耗了30亿人民币,把几十年的利润耗完,30万字的书,在瑞士签约的时候总裁来了,也认同我们要培养TCL的外国员工,不欣赏文化绝对不是同路人。

当我们去调查中国跨国公司培养外国高管的时候,发现中层是比较好培养的,高管很难改变。我出去后去欧洲公司发现他们跟我讲中文,我很惊讶。我们合作的是法国第二大还是几大的农业公司,他们要求高管全部讲中文,我们在德国、法国,尤其是在瑞士街头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人跑过来用很流利的中文问需要帮忙吗?所以为跨国公司培养本地人才,是让他们培养中国文化,认同欣赏的中国文化。在母公司工作过的中高层,认同企业文化,再派回来成长起来。

第三个例子是万科,万科有一个管人事的副总裁,也去学了一年,说面临国际化的时代,即使我们不出去,人家进来也是按照全球化的规则跟我们玩,万科都要多配一点副总经理、一个副总裁,有专门送出国学习的。因此,他们眼光非常准,中国房地产价格这么高,现在好多人跑到欧美去做房地产。

第四是新希望六和,我们帮他们培养全球的本地员工,专门招收定制化的MBA班,这些学员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地区。

我想传递三个观点:第一,企业全球化要有国家实力和民族文化的支撑。第二,我们的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产生于对多种文化的了解,首先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这种文化自信根本的还有一条,教育自信。陈发树董事长刚刚给北大捐献一个亿,书记非常高兴:第一,陈发树讲教育强国家才强,这种话从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人的口里说出来,让人感动;第二,中国企业家和慈善家要有自信。他们非常希望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时候能够有一笔巨大的资金进来。提到教育自信,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全球教育界认可的意大利大学,他们马上要庆祝1200周年的校庆,我们在庆祝只有120年的校庆,湖南大学校庆是多少年?从公元796年算起,湖南大学有自信,有理由,地点没有变过。北京大学有一点遗憾,没有把历史算在汉朝,更大胆应该算在刘慧晏副省长上一任的工作地点,淄博,稷下社宫。不能用现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来跟当时比。北京大学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从历代封建王朝下继承下来的机构,我们不愿意说从哪里继承什么东西,我们很愿意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继承东西,我们是办现代大学。

第三,中国企业全球化,必然需要中国的全球化人才和大量所在国的人才,才可能走向成功。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前奏,作为一个微观的管理者,为什么研究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问题,我讲的不一定对,这不是我的专业。

要读懂一种文化不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必须换一种文化视角。我上次跟刘副省长谈得非常愉快,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谈到罗素,谈到了怀德海先生、华罗庚,谈到了中国商人的鼻祖等等,非常的愉快。罗素跟怀德海共同写了《数学原理》这本书,后来写了《教育的目的》,里面到处是精华,甚至很小的东西都有精妙之处,比如说外语只要掌握两门就行了,但是要精通,因为它不是语言,语言背后传达的是智慧。所以我们至少是懂一门外语,懂西方文化肯定是主流的外语。我们读了好多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这是有自信给企业培训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因。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与认同?

文化一定是互相交流、互相欣赏、互相认同的。既需要以中国的视角向西方传播,也需要以西方的视角比较欣赏和认同中国文化。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好好学习西方的东西,现代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真的对中国了解很少,相对来讲中国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蛮多,对自己的祖宗东西是不了解的,我后面的东西全部是补课的。

我来介绍两类西方汉语学家,一类是基本否定中国的,一类是认同中国的。当然,认同也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否认的,也有批评批判的,但带着爱中国、欣赏中国的基本态度来批评中国。

首先是马克思韦伯的《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产生是由于新教理论里和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生产力发达的地方是南欧,而不是西欧,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欧产生?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拼命地干活,干了活以后不能消费,而是再投入、再生产,这是资本主义核心。他说新教理论符合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书中提出中国为什么不能出资本主义。很多历史学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尤其在南宋的时代,为什么中国不出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背后的伦理是宗教和儒教,有专门的一本书。

第二本著作是《儒教与道教》,马克思韦伯这本书太深了,太多的人认同,资本主义起源早于新教,不是基督教新教,而且天主教里面就含有资本主义元素,而且天主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写了一本理性的理论,写的也是非常好。

还有一本书是我非常欣赏的,查尔斯·默里的《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此外,还有这么一些书:罗德尼·斯达克:《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明恩浦的《中国人的性格》、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丁韪良的《汉学菁华》、辜鸿铭的《论中国人的精神 》、费正清的《中国回忆录》、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基辛格的《论中国》。我把埃德蒙·费尔普斯的《大繁荣》也列上去了。这几乎是西方人要了解汉学的入门之作。否定的一大堆,中性的有一堆,表扬的一堆。

《文明的解析》列举世界重大人物,为了公平起见在文化、艺术、文学、音乐里是按主要文明的国别划分,因此中国人占据一定的比例。我们这里有一个数,不是随便举的,是有指数算的。书中列举的重大人物总共有4002人,其中中国人240.5人(与埃及共享算盘应用,算0.5人),然后火药、指南针等等,中国有6项,左边中国只有6.5项。你们猜一猜中国绘画第一名会是谁?我这里有名单列了。这里还有犹太人,和平奖有了以后犹太人有9次获奖,46次经济学奖里犹太人获奖18次。

丁韪良是法国的法学博士,他在《汉学菁华》里说:“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过去没有交融,不等于未来没有交融。在1-2个世纪中国会用现代科技把自己武装起来,到时候时候全世界各国都应该把中文列入必修课,这是他在1901年的预言,现在快要实现了。

新华都商学院将国际化作为我们的第二个定位,我们已经为新希望六合培养了“一带一路”班,培养双硕士学位,为中国跨国公司和外国跨国来中国的中层干部,这两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处在这个时代陈发树董事长捐资给公立大学,捐北大、捐新华都商学院,我认为背后是深深的文化自信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