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增长潜力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6月25日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今日召开的第四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增长潜力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演讲。以下是现场实录:

刚才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讲了一些哲学问题,我分享一下现实问题。我想讲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第二,如何看待短期宏观经济形势。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在减速,由过去超过10%,降到7%以下,现在怀疑中国增长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国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的情况,把中国的问题放到世界范围或许才能看得清楚。

从两个比较体系看中国经济增长

我想最好的有两个比较体系,第一是日本。日本50年前已经是中等收入的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和日本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是一样的,日本在1973年以前,20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2%,我们在2010年之前基本上达到了这个速度,甚至高于这个速度,统计上稍微有一点误差,基本上可以相比的。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出现负增长,在这之后的20年,日本平均速度只有3.5%,大家不要忘记日本七十年代、八十增长非常好。很多人预测中国未来增长速度大概是3%-4%之间,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所谓长期停滞。哈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有一篇文章说,所有高增长的国家,在十年的高增长之后总是会回归到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就是所谓的均值回归,平均增长速度就是3%-4%。

第二个比较体系是,1960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120多个国家,到今天有多少变成高收入的国家或者经济体?5个。也就是说,这样高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生活在中国,长期适应了这种高增长,对于世界的情况不那么敏感。举一个例子,菲律宾1960年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为什么亚洲开发银行会设在马尼拉,而不是泰国的曼谷?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是超过了菲律宾人均GDP的两倍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我想告诉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乐观,乐观是有理由的。

第一,我们看日本,现在有人担心全世界减速,中国增长也会减速。但日本恰恰在美国、英国经济发生巨大困难的时候,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实现了赶超。1973年的时候跟我们人均差不多的,但到了80年代就已经高速增长,几乎所有好的创新,特别是电子产品领域的创新都来自日本,尽管增长速度只有3.5%,但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一流的技术大国。尽管今天日本经济不好,但不要忘记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技术大国、技术强国。所以预测下一波的技术创新会来自日本。为什么?日本老龄化,逼出来的机器人,人工智能,首先会在日本得到应用,这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我们科技投入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已经占到GDP的2.1%,在这里头绝大多数是企业投入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入的。华为科技投入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十,折合人民币大概540多亿。任正非的目标是在未来两三年内达到100亿美元。我们科研人员数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人数都是世界第一。

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5年,我们的产品对美国、欧洲形成了巨大冲击,现在美国经济学界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研究中国过去10-15年对美国海量的出口。我估计再过20年,热门的研究话题就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世界发达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冲击。我坚信未来的20年一定是中国技术追赶,乃至于超越的20年。

我们能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两个百年目标呢?我们按照世界银行给的标准,能不能在半个世纪里头,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时进入高收入国家,我对这点充满信心。我们这方面太像成功的国家,“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都各有各的不幸”,中国做了几乎幸福家庭所有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首先高储蓄、高投资,现在老在反思储蓄率太高、投资率太高,但我们有些统计存在问题。我有两个朋友,张兵和朱天写了一些文章,他们发现中国消费大大被低估,可能低估了10%,投资点就要减少10个点,按照官方统计占到50%,所以投资率和储蓄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跟这些幸福的家庭最高峰值是差不多。

第二,工业化制造业发展。在上一部分谈到印度,李光耀说的非常好,“在现代社会要成为一个强国,首先必须得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好,当然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工业化的进程还是有影响,按照我们的计算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工业化应该持续到2020年,但从2012年之后工业份额下降,进入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还有一些幸福家庭重视教育、健康,经济稳定、政治稳定,这些中国都有。既然是这样,至少可以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也会成为幸福家庭的一员。

不仅如此,我觉得中国还有其他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我们国家有多大,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面积,人口是欧洲的2.6倍。这么大的国家,地区差距也非常大。上海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人均GDP的1/4。但我们最穷的省,隔壁的贵州省,人均GDP只有上海的1/7。
这不但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潜力。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增长理论的就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收敛理论: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差不多,收入低的国家增长就要快,为什么?资本回报高。我们看到2008年之后整个收入分配是在改善的,我个人认为有两方面的改善:一个是城乡收入差距在下降,一个是地区收入差距在下降。产业在转移,内陆地区收入得到改善。所以不仅有对世界的追赶,有中国和世界前沿收敛过程,而且还有中国内部的收敛过程,这是日本无法比拟的,也不是四小龙能够比拟的。四小龙太小,特别是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500万人口,论人口、面积都没有海淀区大,没有可比性。我们这样一个巨型国家会使得经济增长维持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和学生做过一些关于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如果能把我们的投资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可以达到7%,甚至以上。

短期问题

我想说说短期的问题。短期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私营部门投资增长率越来越低,总理也很着急,派督导组去督导,各个地方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我想问一句,难道过去我们民营企业融资就不难、就不贵吗?照样贵。我们增长速度下降是有结构性因素的,不可能像以前10%的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处在经济下降的周期,我们国家老不爱承认有经济下降周期的说法,我认为中国肯定有经营周期。我粗略看了一下,中国在过去20里年里基本上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四个小的周期。2004年到2012年我们又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段时间比较长。现在是第二轮景气的下降期,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增长速度,PPI一直是负的。最近负的比较窄,但仍然还是负的。七年这个周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婚姻里有七年之痒,股市也有一个七年周期,七年涨一次崩盘一次,国际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七年一周期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七年周期最低点上。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下降,我们才更有信心,如果我们说这是长期的下降,那我们就失去信心了。

认识到这个问题,再来搞结构改革,政策方面就不会打架,结构调整要不要搞?供给侧要不要搞?当然要搞,在高速增长期容易积累一些过剩的库存、产能,所以我们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是完全正确的。需求管理的是解决短期问题,结构调整是为了长期,甚至为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健康发展。1998年到2003年是奠定高速增长的基础,怎么做?我觉得要找到一些结合点,我这里提两个,大概可以作为需求管理和调结构。

需求管理和调结构

一、和改革结合起来。第一个改的就应该是地方财政融资改革,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两年中央比较强硬,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约束了,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搞需求管理、财政扩张、货币扩张,发现地方债务急剧上升,今年一季度花了4.6亿,相当于正常年份的60%,这显然是不行的。但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地方政府老是有债务的膨胀收缩,核心问题是没有解决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地方财政出,要么从税收里拿。地方政府肯定很心疼,收点税不容易。还有一个是到市场上去弄,市场上举债。

市场举债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手段和目的错配。地方政府很大的建设就是搞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比如我们盖这个大会堂,想收回本来我估计是不可能的,修一条路收回成本也没有多大的概率。再说大一点修高铁,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零。铁路总公司那3万亿的债务怎么收回来?我们的高铁本身就带有极其强烈的福利性质,让它去市场筹资,手段和目的是错配了。

第二,期限错配了。期限会非常长,十年、二十年,但地方政府到市场上去融资,融来三年的,一年的,地方政府怎么办?借三年的还一年的,利息就已经拖死了,必须得改。改的方向就是让地方发地方国债,这个口子已经开了,把预算法修改了,应该让地方政府发一些国债,前两年发了一些,只是解燃眉之急,结果发长债来还短债,这样地方政府手里还是没有钱。这时候说杠杆上去了,没有杠杆,没有一个国家为了降杠杆把源头掐死,是一个普遍的降杠杆,最后结果是极其的衰退。另外信用货币是运转的血液,在某个地方一定要加杠杆,最可能的就是地方财政。地方财政用来干什么?可以做投资,也可以把过剩的库存买下来。

二、和国际改革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企业部门杠杆在上升,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上升,民营企业没有上升。国有企业不管不顾,要养那么多人,拼命地借新债还旧债。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实在是太低,哪怕是在最过剩的产业里头,其实民营企业照样盈利。我刚到一个小企业里看过,去年最困难的时候还盈利2个亿,今年预计20-30个亿盈利。所谓重组,本来国有企业欠一屁股的债,把企业卖给你,从一个债主变成了一个股东,国有企业必须得改,哪怕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国企,经营也得改。地方的国企在这一轮改革中刚好是一个绝佳的改革机会,就像上一轮似的,把很多国有企业改了。

怎么改?国有企业负债那么多,中央出一个文件,允许银行核销一部分,核销20%,剩下80%的债务拿到市场上去拍卖,民间有资金,国有企业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才,但做的最慢,民营企业进入,把机制调整过来就可以盈利了,可以一箭三雕。

中国储蓄占世界40%,中国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在短期内希望政府把需求管理和供给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找到改革的结合点,既推动改革,又推动三降,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