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

6月25日讯 第四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今日在云南昆明盛大召开,新华都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现场实录。

借用今天的机会,我想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企业发展的认识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交流和汇报。

从中国的角度看,有两条线必须牢牢抓住:第一,绿色维度。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探索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从全球的维度,把中国的事情放在全球的位置考虑,把世界上的事情和中国结合起来考虑,也许这两个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更理性、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昨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

第一部分 历史回顾

我想从回顾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在上一阶段走得好,中国的企业在上一阶段发展得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国际环境的改变。上一阶段整个国际大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国际冷战的结束,和平、发展、合作、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这给世界各国,也给中国提供一个难得的全球把握和抓住的有利环境的机会。也许大家会说历史上曾经也有很多好的外部环境,但是中国都没有好好地抓住,好的机遇都与中国失之交臂,正是因为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国内由于种种的原因,国内没有形成与国际相互良性互动好的内部环境。而今中国在国内也形成了一个好的内部环境,这就是国内动乱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

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新政,顺应了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形成了国内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发展期。催生了中国经济、中国企业良好的发展。中国以快节奏、快思路的变化,中国企业也以快节奏、快速的变化迅速成长起来。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总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体。一个“快”字集中的概括了上一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今天中国经济由快到慢,中国企业由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进入到比较艰难的发展时期,原因在哪里?也是因为国际国内两大环境发生了改变。

一、国内的因素

(一)市场变化

中国不再短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相对互利剩余的市场环境。在短缺时代中国经济可以粗放的发展,中国企业可以随便地挣钱,而现在这一环境改变了。

第一,一方面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变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的产业、产品、整个生产体系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没有。我们依然还继续停留在低端生产领域,因此它就形成了今天中国大量的传统产业、产品卖不出去,这就形成中国有效需求转到了国外去购买适合他需要高档、安全、有效的商品和服务的现状。

第二,中国市场环境的改变是由于体制的因素造成的。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体制不合理,这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今天依然还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数字表明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2/3以上的路程,而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走完一半的路程,而这一半还是极为不完整的一半,因为在56%的城市化水平中,还有两亿多人并没有在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社保诸多方面享有真正的城里人的公平待遇。按户口来统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有40%,一个是70%多,一个是40%,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巨大的差距,说明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如果仅仅是这个因素,中国的市场问题还不这么突出。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城乡差距十分的悬殊,表面看中国城乡医疗、消费水平是三倍之差,但考虑城里人从政府、单位所获得的各种隐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诸多方面的福利,中国的城乡差距在在5倍以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悬殊?

1)农民收入单一,靠天吃饭,仅仅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进城务工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2)中国农民缺少足够的财产性收入。大家知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土地是增值最大,收益最大的一个要素,但是由于体制的因素,这个要素的红利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充分享有,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因此大量的土地红利被政府、被企业、被开发商拿走了。同样中国的农民虽然有房屋、房产作为财产,但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由于缺少一张纸,这就是房产证。由于没有房产证,所以表面上农民有房产的财产性所有权,但实际上它不可交易,不可流通,不可抵押,因此不能转化为农民的货币收入。由于缺乏足够的财产性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因此中国的农民和城里相比较,缺乏货币购买力。

3)缺少足够的支持,这就是来自银行的信用消费支持。城里人可以按揭买房、按揭购买大件商品,但是对大多数农村居民而言,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银行不会把信用消费这个手段交给农民,因为他没有稳定的收入作保障,没有财产性的收入可以做抵押,这就是中国的体制造成了中国的农民买不起,造成了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至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实现的工业品由城市向农村顺利转移,在中国不能顺利的实现,造成了工业品相对的过剩。

数据表明在工业品的拥有方面,除了电视机城乡差距不大,其他大多数工业品城乡差距都很大,难道是因为农民不需要吗?不是。是因为农民买不起,是因为农村缺乏相应的消费环境,这就是体制造成。

第三,政策因素造成中国的市场问题。这些年由于政策的改变,因此在高档商品、高档餐饮、高档服务业这些领域,市场的销售急剧降温。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公款消费具有独特作用的一个国家,而这些年公款消费的降温造成三高领域消费急剧降温,使得不少企业因此失去了市场的支撑,这就是第一个改变。市场变化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造成的困难。

(二)成本变化

中国告别成本发展阶段,中国已经进入成本上升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这些劳动成本成倍上升,财务成本成倍的上升,这些年电、水、气各种要素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这些年黄金成本越来越高,税后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一切都造成企业在高成本下面失去了以往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盈利空间大幅度缩水,被挤压。如果说今天中国企业的整体状况,我想1/4还保持盈利,1/4大致平衡,而一半的企业已经进入无利可图的状态。而中间就是因为第一,市场造成的困难,第二,成本压力造成的困难。

我想这两大改变应当说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由快到慢、由好到难的一次。此外,不得不提的就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人口不再年轻,因此造成了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空间,这就是中国经济内部环境最主要的改变。当然我们可以说环境的改变、资源的改变、债务的改变都对当前经济产生营销。

二、国际因素

国际环境也在改变。

第一,世界经济由景气到不景气,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世界经济的任何一个改变都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过去我们可以一枝独秀,而今天已经做不到,因为中国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合流之中。所以世界经济的改变一定会对中国形成影响,而2008年世界经济相对低速的发展时期,因此对于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外资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不利影响。

第二,世界经济的治理体系也发生了新的改变,如果说世界经济过去是一个地球三个支柱来推动的发展,什么是三大支柱?1)美国从需求方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2)德国、中国、日本从供给端推动世界的发展。3)俄罗斯、中东,加上澳大利亚等国家,从要素资源中推动世界发展。其实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是这三大板块,推动世界的发展。

而2008年之后这一切改变了,美国需求急剧地降温,制造业推动的发展型国家,市场明显受阻,而资源推动的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需求,因此三大动力失去了原有的推动力,造成世界经济进入了相对困难的阶段。而世界治理也一样,因为2008年之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金融危机,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日本长期处于困难,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力降低了。如果说过去世界经济的治理是由发达经济主导的,而2008年之后这一切开始改变,新型新兴经济体开始进入到全球治理的领导体系当中。

但是新的治理体系存在着两大不足:第一,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对投资、贸易、宏观政策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这就造成了你紧缩我宽松,你自由我保后,你贬值我升值,世界整个治理体系出现了无序的状态。第二,在这个体系里价值观不同。以前的治理体系是以基督教文明作为价值观为主,而新的体系有基督教文明、有东方的文明,因此在不同文明的进入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因此很难形成共识,从2008年之后整个世界治理出现了这样一个无序的状态,很难引领世界走出困境。

第三,碎片化的趋势。也就是去全球化,转为区域化。大家知道中国在上一程中间是分享了全球化好处,是分享了全球化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但随着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危机爆发之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全球化,整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开始发生碎片化的新改变,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自贸区建设:第一,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第二,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这两大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对中国应当说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目前的前提都是排除中国在外。这对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新压力、新的挑战。第三,是一种区域化的改变。第四,新经济的问题逐步突出。如果说上一程层经济中间到后层出现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但近期我们看到的是新经济体,首先是俄罗斯,其次巴西,接着中国经济由快变慢,而周边的一些新经济体也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想下一步主要是出自新兴经济体,这对中国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此外,发展中国家加快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对中国在市场、资源、技术诸多方面形成新的竞争压力。大家知道在上一层发展中中国有诸多的优势,因此借改革开放之力我们实现了快速发展,而目前,中国以往的优势和新起的新兴起经济体相比较,已经处于弱势、处于劣势。印度也好,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美洲也好,他们在两个方面跟中国相有它的优势:第一,人口的年轻。第二,发展起点的低端。

第二部分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中国面对新的环境,难道我们的奇迹就要消失?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再恢复以往的繁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展望未来,应当说中国依然可以重新回到相对快的、较好的发展进程中来。

我想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

第一,中国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有一个极为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其二,有一个相对掌握比较充裕资源的政府能力。这两点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从中央到村一级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健全的行政村体系,从土地到金融、到人才,政府有极强的管控能力。因此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方面的制度优势还会继续释放出来。而我们推进政府简政放权等方面的改变,可以一起来自政府的改革、来自政府职能的转变,来自行政主体体系效率合理进一步的释放,应当说可以给下一层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从这层面上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还是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都还较为富裕。财政政策也许会问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在债务方面与美国相、欧洲、日本比较,中国政府的整体债务率还是较低的,可控的,可以在政府层面继续实施加杠杆的政策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财政政策支持。

虽然今天中国货币政策宽松的余地越来越小,一方面中国内部通胀的回收,都给中国货币政策宽松形成压力,但还有空间,存款准备金,16.5的高存款准备金和8%、10%正常水平相比较还有下降的。

金融改革给中国货币使用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今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金融的活力、金融的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同样政府还有很大的余地,这是第一方面政府具备守底、托底这样的能力。

第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区域化,这样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过去是,今天是,明天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力量,可以预计在未来“四化”中赋予更大的分量。工业化要与信息化结合,工业化要与智能、环境、资源、人文相结合。城市化要更多考虑人的城市化、更多考虑民族历史文化、自然的因素。信息化要更多地在核心技术拥有、互联网产业的结合等诸多方面要有更多的新型分量。而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在规模化、产业化和绿色化三方面有更多的、新的推动力和新的要求。因此可以预计新“四化”会成为下一层中国经济基本面最主要的推动力。

第三,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力和保障力。如果说今天的经济还存在一些不足,我想就是因为在中国经济运营体系中行政的效率、行政的活力在近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同样今年也是新反腐败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新一年,因此可以预期能够解决近期出现行政体系的那种懈怠、松懈、不作为的现象。来自行政方面的活力和效率会在新时期表现出更多的正能量。这就是下一程中国经济还可以恢复的三个理由。

具体来说,来自改革的红利和人口资源的红利、创新的红利会在逐步积累积蓄之中,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3-5年内就是一个有底部,但不会有高度的发展态势。底部在哪里?我们党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最基本的增长率,那就是6.5%。预期未来3-5年中国经济会围绕着6.5%这样一个底线小幅度的波动,不会出现明显的上升,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