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 峰会观点 >详细内容

何志毅:国家中长期创新力指数研究报告

 
       为什么做这个课题?因为这个时代竞争很激烈,国家要创新,个人要创新,新华都商学院本身就是创新的产业。在这个环境下,中国人自己的感受特别深,如果没有国家制度性的改变,现在一切成果都不可能取得,国家好了,企业才会好,学校才会好,个人才会好。所以,我们不仅研究创业,以及微观层面上的创新,我们也研究宏观层面上的创新。
 
       我们观察了世界各国关于国家创新力的研究和排名,主要还是以欧美为主导,其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包括信息的缺失和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排名的结果可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眼中也不一定觉得完全公正。因此,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逻辑和方法,做一套关于国家创新力的排名。
 
       此外,中国是政府主导能力较强的国家,市场主要都是政府设计和推动形成的,所以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家竞争”上。
 
       我给大家讲讲新华都商学院的研究思路,包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现在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挖掘了很多数据,做出了一个初步的体系,试算了一个结果。主要报告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家创新力的研究和排名情况。我们这次会议主题是讲未来十年,所以我们想先看看过去十年,然后预测一下未来十年。其实,历史被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两千年。
 
       我曾经想自己做,但太难了,后来发现一个叫卡尔斯的美国人做了,他的结论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他着眼于全人类这几千年形成了什么,他的标准是“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从公元前800年一直到公元1500年。
如果用中长期视角来看创新是什么,可能不是一年或几年的数据,还包含有文化。我们尊敬的Edmund S.Phelps院长和 Richo Bojilov一起,提出一个“活力”的概念,即很多东西是由活力构成的,而活力的产生又跟文化价值观、制度、激励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视野极大地延展,看看中长期国家视角下的国家创新力究竟是什么。由此,我们也试图构建一个中长期国家创新力的评价体系。
 
       主题词是国家中长期创新力,背景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市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现在需要设计,但却不是设计出来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可以称为文明有几个重要标志,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有两个,一是文字的产生,二是城市的产生。但文字谁发明的?谁产生的?其实甲骨文文字产生的年代到现在都没有人计算出来。从历史考证来讲,苏美尔文字是早于中国文字的,但巴比伦文明没有传承下来,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也没有传承下来,只有中华文明是由创造者传承下来了。那中国文字是何时成熟的?英语是何时产生的?德文是何时产生的?法文是何时产生的?如果我们以诗歌为标志,那么李白杜甫是何时?莎士比亚是何时?这都是值得研究的。
 
       城市和市场,是文明的两大标志。城市是由市场产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时候,我们就自给自足了,后来东西多了,要跟人交换,就形成一个交换处,再后来不方便,就有了货币进行交易,就有人固定在那里了,这样就慢慢形成了城市。所以市场对人类文明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文字跟计算是怎么产生的?这在考古上没有绝对的、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因为换东西换来换去不清楚,需要记账,所以产生了文字和计算。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利有弊呢?那时的国家是一国封闭体系内,政府跟市场是两只手,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手,是矛盾的两面。而现在,国家跟市场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市场的干预很大。但国际市场上没有这样的矛盾,因为市场是全球化的,但是没有世界政府。上午法国前财长也讲了,欧洲很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财政,没有一个欧洲政府的手可以调控这个市场。市场是全球市场,国家在政府之下,所以国家也是市场里的要素。因此,我说怎么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是很重要的,我们课题就是这样想出来的。
 
       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必然会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中长期竞争力,也欢迎大家指正。很多人说中国不创新,中国只会copy(抄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国最早的国王刻在洗澡盆上的,意思是天天都是新的,尽管他当时可能只是讲把身体洗干净这件事,但是这个新的意识存在他的脑子里。中国人还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意思是三天不见就有新的东西了。今天,我们在创新方面确实有很多地方是落后的,所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创新,并把创新型国家排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中。
 
       中国人是有长期思维的,沧海桑田,视野很宏大。关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一轮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是以江南造船厂的建立为代表,那是1865年,结果是30年以后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中国跟日本就变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轮改革开放又是三十年。
 
       最近市面上有两本畅销书,一本是基辛格的《论中国》,一本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基辛格的书里一开始就讲到毛泽东打印度。他说,中国跟印度历史上打了一场半的战争,第一场是在唐朝,那个时候唐朝是帮助他平乱,迎来了几百年的和平;后来是元朝,元朝把印度看成他的版图,所以元朝打印度毛泽东算成0.5场战争,但是元朝跑过去杀了十万战俘,现在中国跟印度又有矛盾,但是我们不要他任何东西,只是去打打就回来。基辛格很感慨,首先,他说任何中国国家领导人坐在这里,想的是继承几千年的权力,这个接力棒法国断过。第二,他说很难想象西方任何一个决策领导人,在今天决策的时候会拿1300多年前的案例做依据。他得出结论,中国打了印度回来了,打了朝鲜也回来了,中国地大物博,不要人家的东西,只要尊重就行,有文化帝国的概念。郑和下西洋也是这样,不要别国的东西,反而送东西给人家,只要你说我的好话就可以了。
 
       傅高义写邓小平当年下放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发展的问题。1982年的时候提出翻两番,他对世界银行行长说,请你们派个专家组到我这里来帮我计算一下,到2000年人均GDP能否达到2000美元。世界银行行长派了专家组帮他干了一年,最后告诉他说可以,邓小平就向外公布了。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所以,我们特别欢迎Edmund S.Phelps教授的团队再帮我们习主席算一算,到2020年中国GDP会到什么水平。邓小平曾说,2010年以后我们要用30-50年时间实现GDP再翻两番,实际上2012年就已经翻了两番,到了4000美元。你要知道,中国的4000美元不是三五千美元的平均,是500美元跟一万美元的平均,差别非常大。现在习主席提出“中国梦”,再二三十年是什么?昨天小范围专家会上我举过这个例子,中国经济成长,我们跟西方学习很多,我们也得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我们智库,现在我们有一颗为国家民族效劳之心。我们学校在福州,福州是习主席从政以来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习主席还兼任过闽江大学的校长,商学院也在闽江大学下。当然,他没有叫我们做课题,但是我们想为国家服务。所以,我希望费老的团队帮我们预测一下。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是有长期视野的,表现在我们成语,表现在我们的历史,表现在我们的地方志,表现在我们的祖谱。
 
       什么叫创新?所谓的发现是你已经存在,而Invention是发明一个东西。现在评价竞争力、创新力,很多就要体现在经济成果上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现在国家要竞争,竞争的背后要创新,有利于国家政策直接提高国家竞争力。不好的一面是太经济导向,难道我们创新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吗?今年的主题是你幸福吗,如果经济发展了但不幸福,那经济发展干什么?
 
       那么中国到底创不创新呢?
 
       我非常喜欢一个美国人,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任的常务副校长,叫丁韪良,也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他写了一本书叫《汉学精华》,写的太好了。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成就,尤其创新的评价是很高的。1901年中国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有很多自己创造的东西。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比如Freeman、Nelson、OECD,都是大的研究体系。现有的主流指标体系,比如瑞士的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里面有好多指标是关于创新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中关于历史的部分也从那里借鉴很多。我们还在这个圈里面,但现在指标体系基本就是纯粹技术和经济,并且太量化。我们跟Edmund S.Phelps教授讨论过几次,他问这个(指标)跟创新有关吗?那个(指标)跟创新有关吗?多的有89个指标,分为好几级,非常复杂。另外,这个指标体系里面,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什么用总量,什么用均量,什么用评价数,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什么叫中长期,我们想做三十年。我们找到了查尔斯毛利的著作,他收录了公元前800年-1950年人类重大的科学技术,其中中国的贡献有:天文里发现了太阳黑子,而在生物学中是一点没有(这是不合理的),化学有很多,红色是重大贡献,地球科学、物理学、数学、技术,技术中国很多,印刷,算盘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指南针算在里面。
 
       我们做了各国2700年的贡献,贡献最大的是英国,总计150项,排名第一。美国134项,排名第二。中国只有9项,排名第11。我们再对比看看历史长河里公元前有多少次,而0到1000年又有多少。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科技进步基本上全部发生在1500年以后,那正是中国停滞走下坡的时期。公元前500年中国只有两个,占1/15。公元元年到500年有5项,也不错。但是1501-1950年,我们一项没有了,非常遗憾。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基本的逻辑就是要扩大视野,不仅是技术、商业、制度、文化、理论。我们做了技术、商业、理论,我们试算了文化,制度还没有开始做。创新能力每个细项由三项构成:创新基础、创新活力、创新成果。一个果两个因,什么是总量、什么是均量都进行了逻辑设计。Edmund S.Phelps教授讲的“活力”对我们启发非常大,也用在这里了。
 
       层次上是有差别的,基础性创新,假如你有理论创新跟文化创新,这个理论就是文学艺术看起来跟商业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制度创新,中国最典型,没有1978年的改革,就完全没有今天的成果,所以你比这些要素差的很远,一年的可能是30年来看的。今天中国跟俄罗斯比的就是当年制度创新导致的结果。
 
       我们的指标体系是五个,每个里面都有活力、基础、创新、成果,这是三级指标。现在我们做了20个国家,不搞GDP排名,只做有文化代表的东西,比如埃及,古文化的诞生地,中东这边是要找的。我们做了试算、技术评分、理论创新的评分,做了三项的排名,当然这个还不成熟。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国家全部给你算人均,到瑞士他们算人均创新多少,这个肯定不行,只要一算人均中国就跑后面去了。
 
       还有一个要修正的,是理论跟重大科技方面,谁在搞航天技术,谁搞核能技术?谁搞海洋技术?没有几家,所以也不能人均。所以我们说要有总量的概念。包括文化,一排是这么一个结果,当然这个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算了十个,这也是试算。
 
       下一个阶段就是完善,把什么叫创新,之间的关系如因果、总量、增量、均量等等说清楚,最好像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那样简单一点。另外,我们做这个是预测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长期获得国家竞争力要干什么事,最后当然应用到实践上,如何提高国家的中长期竞争力。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希望在过去改革三十年基础上,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最近我看《邓小平时代》,现在还是邓小平时代吗?还是。毛泽东去世了,他的时代就结束了,邓小平去世了,但他的时代还在继续。还有多少年?当然我们希望开启新时代,新时代是什么?靠大家去想、去努力,谢谢大家。

主题:

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时间:2013.3.18-19

地点:中国 · 北京

联系方式: +86(10)59393051
传真: +86(10)58679127
邮箱: forum@nbs.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