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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 S.Phelps:草根创新对国家全面繁荣的重要性

       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的数量,并且在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自然在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当然,中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开发一些新的政策举措,希望能够推动整个国家向这些目标发展。
 
       战略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工作机会的创造,这个战略就是鼓励企业家开一些新工厂和办事处,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为工人创造工作机会,尤其是在内陆地区严重缺乏的劳动力。这部分战略实际上已经得到延伸。通过内陆地区来创造商业机会,给每个人带来工作机会,但这个战略实际上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新的一些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远离了沿海地区,这些生产制造商也逐渐向内陆地区拓展,主要是由于他们遇到越来越高的成本方面的压力。除此以外,很多产出的产品开始向国外销售,国内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购买全部的产品,这就自然驱动了价格下降。同时,一些新的业务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拓展方面的停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中国人都明白,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与美国和欧洲一样水平的技术。这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总体的因素:生产率,主要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中国的商业暂时还没有完全获得西方国家使用的整体技术。中国人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中国策略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技术。
 
       中国非常努力地将海外的技术转移到国内经济当中,不断追赶美国的技术。在七十年代美国创新减缓之后,这种追赶显得更加简单了。当然,美国的整体经济以及创新发展速度相对比较慢一些。中国技术方面的策略,也是通过进一步的将其他技术转移到海外来实现拓展和延伸。但是整个拓展也不会走的特别远,因为带到中国来的这一系列技术,最初是比较多的,现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了,剩下一部分可能是非常强大的技术,但是美国公司以及政府却使中国非常难获得美国现有的技术。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将工资以及生产力提高到像西方一样最高的水平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一种方法,将公司水平提高到西方一样,自然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直到超越西方,从而来抵消对冲技术方面的优势。但是经过一些统计分析,像Richo Bojilov和我一起都做了这些研究,而且我们与Gylfi Zogea一起合作做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类似的教育方面的成就。我们是在2006、2007年做的这项研究。
 
       当然,我们考虑到了这些创新要么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生产力的提高,要么能给我们带来工作满意度方面的提升。比如说像前苏联,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教育实现一些目标,同时美国却是通过新的产品和技术来实现。俄国很多博士都是研究数学和物理的,但是现在却在开出租车,很显然他们没有提高俄国的生产力。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能够适应这一变化,逐渐将自己产出的产品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但是这种对于家庭消费的刺激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增加生产率,或者其他的优势,除了能提升一些消费之外。德国也是持续把注意力放在出口上,看起来问题并不是非常大。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有低税费,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并没有出现其他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会思考,在这种将中国转为消费者社会背后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切都表明,中国企业家将会找到新的技术,将中国技术水平提高到西方的水平。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先要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说这种标准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与这种信念相对的。由约瑟夫·熊彼德提出的一项原理表明,世界上的科学法很可能造成商业应用的可能性,那么对于熊彼德式的企业家,他们需要不断地驱动业务方面的经验来开发新的技术,或者说是生产的方法,使一切成为可能,或者说是在经济之外的一项科学发现,那么这项理论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不能够基于一些基本的科学原理来进行技术方面的发展。这项理论并没有说中国的企业家不能自己寻找到新的技术,恰恰相反,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很好的创新。
 
       对于熊彼德本人,他否认了企业家真正具有自身创造力。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讲,自己创造出新的技术,通常是日常工作总结的经验。由德里克菲亚特(他也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商业人士)的理论来看,通过这些实践的常识,一些人会有发现一些新的产品机会,可能对于市场并不是完美的,但这些企业家不断地适应这些市场,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效率。海耶克斯的观点不一样,他没有把所有希望放在一个国家所有的企业家身上,通过识别经济当中的效率低下的部分,通过这种识别可以实现生产率的一倍,甚至两倍增长。在缺少创新资源的同时,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的发展,但是不能带来持续性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对一些不断寻求工作效率的企业家来讲。
 
       那么对于中国技术来讲,如何追赶西方或者与西方接近?有人说,答案是真正的使用科学家的智慧。对一些小国家来讲,可能这并不是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想象一下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他的科学家到底如何驱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于已经拥有非常多的科学家的中国,中国企业和政府能够获取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使得这种商业创新成为可能,就好像美国的企业以及政府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科技人才。
 
       美国在利用科学家还有企业家才能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中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中科学家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有教学的任务,还有一些时间要用来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创新,所以他们可以用于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时间也不会特别多。
 
       新的产品和方法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如何来追赶西方的生产率,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一般人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来实现这种原创性,但是一旦这些人在商界站稳了脚跟,他们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和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给出自己的洞见,看哪些创意在市场上会获得成功。
 
       中国怎么样来组织它的经济?怎么样激励并且选择企业家来推动创新?这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可能有些复杂,在国企这个领域,国企的经理人或者领导,可能并不是基于商业洞见来选拔或者提升的。当然,如果这些业绩良好的国企能够对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行投资,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比方说,在金融行业怎么样发现有成功潜力的商机进行融资,这对于新的产品和方法的推进都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私营领域,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通过他们的成功已经证实了自己的有勇有谋,尤其小型公司的CEO,可能他们并没有非常高深的知识来购买新的技术——所以对于私营领域来说,他们的瓶颈就是技术。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商业上的判断。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的能力不够。他们在选择哪一些商业计划适宜投资方面的能力还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毫无疑问,对国企资金的分配不一定总是分配到了最具有生产力的领域和企业,而对私营企业的融资,我想很关键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些专业上的洞见,但是事实上,这些决定基本上是基于个人的关系。
 
       中国是不是像我刚才分析的这种情况呢?在本土创新方面是不是正在进步?我们是不是正在迈开本土创新的步伐?

       前面讲的全要素生产率,他的增长率就是刨除了人力资本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在1990年代是比较高的,随后就下降了,然后又恢复了它的增长速度。2000年中期比前面两个高峰阶段慢了不少。根据最新的数据,2011年这个全要素增长率是2.2%,这个数据是来自美国一个会议组织。我也记得在其他地方看过一些数据,比方说Jams教授也给过相关研究,也表示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那么Gylfi Zogea估计这种增长率,进步速度是在5%左右,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数据,但这个数据一开始的预期要高一些,也比刚才讲的美国的董事局给的数据要高一些,当然还需要验证。

       这个5%全要素增长率,可能大部分是来自哈耶克的改造,比方说是由于对全球基础设施改造带来的结果。在这个改造之外才是来自本土的创新。今天上午,我们也对于如何改善生产力做了一些探讨。还有人说,这5%的改善主要是来自基础设施的改善,抛开这些之外才是本土创新的因素。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中国不仅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而且自主创新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
 
       几分钟之前,我讲到光靠教育是不能完成推进中国生产率提升任务的,现在我想再说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在我本人的研究中就叫做“Edmund S.Phelps模式”,就是教育可以促使潜在的用户对新产品、新方法有一个更好的接受度,从而使这些产品更容易推行到市场上,教育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创新。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现象,教育从另外一个层面创新。Richo Bojilov也做了一些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若企业家的教育程度提升,比方说大学生的水平,即可大量显著地提高这些企业家进行创业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给企业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那么这个回报,比如创新数率方面的回报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本土创新要求更多企业家引领企业向着前沿创新努力,这也要求更多的老牌企业能够分配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这种边缘的创新,那么商学院就可以帮助下一代企业变得更加有创新性。
 
       那么大家会问,这种经济所涉及的大量投资,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回报呢?我有两个答案:
 
       一是如果我们有更多新的项目是创新性的项目,那我们经济就会越来越也有活力,而且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对这样的项目有需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提供这样创新型的项目。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参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项目越多,它的就业率也会大大提升。所以即便短期的回报不是特别高、成本也会有点高,但它对就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二是中国企业向着新型组织方面过渡的过程中,会使中国就业有越来越多是面向智力的刺激,并倾向于解决问题型的企业。这样的一种转变,会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现在这种体系在过去80、90年代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关注企业家的体系,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制造产品,更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谢谢。
 

主题:

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时间:2013.3.18-19

地点: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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