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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乡中国:流动、集聚与经济增长

这个题目比较长,但是讲的就是城市化。过去三十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流动过程,如果说中央计划体制,基本是以人口经济要素限制流动为特征,那么改革以后,人口就流动起来了。这个流动现在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例如春节,中国人过春节就会有几十亿人口在路上,将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的看法是往将来走,流动的资源和人口会完成一个集聚的过程,会相对稳定到某些空间、区位上来,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

这是世界银行画的两张图,左边的图是中国人口流动,右边的图应该是巴西的人口流动,也就是说过去的二十年,全球和中国人口的流动都加速了,这可能是全球化相联系的特征,这个图看上去就跟我们过去看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一样,当然淮海战役也就是几十几百万人,而现在是上亿人口。

那什么是归属?看起来它会聚到一些地方去,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可能越是离开传统的农业,越是发展到现代的工商业,资源和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就会更加集中。比如世界半数以上的生产活动目前看已经集中在1.5%的陆地地区。像我们亚洲人口多,国土面积小;山地国家,像日本的聚集程度就更夸张一些,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只有4%,但是差不多有全日本25%的人口和3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有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差不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的70%都在这三个圈里面。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也开始表露出来,在有些国家甚至更加夸张。

从GDP投影到地图上显示的情况来看,日本就是三个“包”,最大的是东京,然后是大阪,中间的是名古屋,其他地方都是绿的,也就是人口密度相对低,经济密度也相对低。美国是非常大的大陆国家,它看起来跟日本有些不同,但是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的GDP,也就是在十来个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是积聚了大部分的人口。如果看中国的地图,跟这个图比起来就非常分散,不要说大东京20%的人口产生40%的GDP,我们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加一起也就是20%~30%的GDP,人口就更不要谈了。我们这个空中特征是非常散的,城不像城,乡不像乡。

所谓城市化最早就是人口分布的特征,人口学家最早发现这个事情。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口学家就发现伦敦好多人死在伦敦并不生在伦敦,小地方的人生在这里但是离开了,大地方的是死在这里,但并不是这里的人。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趋势,所谓现代化就是很多人死在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人口发生了移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条件就是经济自由,你要让人可以跑。如果不准人跑,是宗法的,血缘的,地缘的身份制度,如果一出去要检查,有人为的壁垒就不会发生这个过程。像英国1800年,2500人以上的城镇就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蛮高的城市化。为什么高呢?其实跟较早的经济自由是有关系的。当地一般是长子继承,有一块地和好几个儿子,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就要走,变成自由民,这些人到哪里去?他们就会聚到一些地方搞工业搞商业,这也是城镇的由来。市民不是国家给你发一个社保就是市民,市民有很高的流动性,自主性,很多城镇是管理自治的,是自成一体的,是封建架构当中冒出来一个新的代表自由组织的东西。

中国城镇化也是这样,我们城镇化曾经有倒退的迹象,就是79年的时候。我们5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但是58年大跃进后中国就搞了城乡之间的隔离,户籍,粮食,就业,有一系列差别,而且这个差别不是经济技术原因,就是制度原因,生在农村的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以跳出农村,多数农民就是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工作,不可能对外面经济机会做出反应。改革开放以后把这个制度做了重大突破,允许人流动,允许劳动力流动。然后中国的指数,从19%的城镇化率,到去年上升到51%左右的城镇化率。拿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增长度是蛮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自由,当然不光是劳动力流动,还有企业创业的自由,还有人们职业的自由,哪里机会好我可以到哪里应聘,我可以把公司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交易的自由,我八十年代参加过农村改革,很多人口粮问题都解决不了,他的粮食在乡下,城里没有供应他的口粮。所以当时中央有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城市经商务工,然后就把重重的壁垒打开一个口子。所以经济自由跟城市化之间是有重要的内在联系的,没有经济自由,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自由,这个城市化是很难发展的。

允许人流动,为什么就往城市流动呢?为什么不倒过来呢?从统计上看进到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是什么道理?

首先城市定义很复杂,各国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共同的内涵,就是聚积。空间上人口、经济能量聚积过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各个地方不同,可能每平方公里两千人、五千人或者一万人,标准不同,但是总是过一个临界点以后,我们习惯上或者建制上把它叫做城市。这个密度提高就带来很多问题,现在生活在城里的居民会有很多抱怨:拥挤、生活成本昂贵、空气成本差,但是很有意思,抱怨归抱怨,行为上他不会走。这个抱怨是要求政府改善城市,而不是他离开城市。

那么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好处?答案就是集聚密度就是提高收入,或者说是提高净收入,把成本扣掉以后,净的收入还是会提高。这个道理有很多条,第一条就是亚当斯密的,聚到一起分工细化收入就高了,比如早餐,农村是没有早餐的,你到小城市就开始有了,而到大城市,早餐业非常发达。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这大概是集聚带来第一条明显的好处。

第二条,单位土地面积上更多人,更多经济活动在一起,信息成本很低。一个进步,一个新花样,很快就传遍了。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关注到了交易费用可以降低,因为人的来往频率非常高,所有的活动,和维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制度成本也可以下降。

第三条,人聚到一起要投资,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高密度的城市体,实际上可以节约基本建设的投资。

最后一条最重要,就是知识驱动经济增长,要靠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要研究科技怎么产生的,知识怎么产生的。看起来这个事情跟城市有关。你看人类从经验变成经验科学,到完成科学革命,很大程度就是实验室,很大程度就是理论丰富起来了,那什么情况下这种想法会激发出来?现在看来跟人口集聚是有关系的,人口集聚才可以把多样性发生在一起,一个脑袋的想法刺激另外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互相刺激要快速反馈,不能说一个想法半天没有人想,一年半载才有人回应。你看学术中心,研究中心,有很多头脑集中在一起,这些头脑要互相激发,形成想法,才能形成创新的源泉。这大概都是经济自由的好处。所以人往高处走,凑到一起以后这些好处才可以发挥。所以流动人口在自发的活动当中发现,当知道了有些地方收入高,他就愿意去,而这个收入高的地方,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叫它城市。

从统计看,城市化率跟79年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从不到19%涨到了52%,三十年时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从绝对水平看:51%、52%也就是美国二十年代的水平,日本五十年代中的水平。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数据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我同意这个判断,因为有一条中国是有潜力的,我们城市化率不高,但我们工业化率很高,工业化率是指GDP中工业化占的比重,中国2012年城市化是50%以上,工业化率差不多47%,我们有一个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产业重组的机会,看起来我们是发散的,到处都上工业项目,但是工业项目与工业项目之间的集聚度不够,所以相应的服务业,在整个大的环境当中就少。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将来中国现实的潜力。如果说城市化率低,工业化率也低,那是很多发展国家的正常状态。中国不同,中国是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人口集聚到一起,还会带来很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我们现在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是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来。比如户籍,比如土地,比如我们从社会应该得到的保障,包括医疗社会,医疗和养老,这些是非常支离破碎的,非常地域化的。例如:安徽某个县的农民的福利,第一水平很低,第二当地财政保障,他一流动这个保障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四川农民到深圳打工,看病的医疗费要年底才可以拿回去报,报的水平是四川的水平。所以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但是一个劳动力要变成生产力,不是自己身体过去就行了,还有相应东西要跟他配套,他出来以后老家房子也闲着,土地也闲着,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换成现金,这些现在都不匹配。

第二个挑战,大量移民,怎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投资,这个挑战非常大。

第三个,包括我在内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现实当中已经看到有毛病,我们城市化是在较大国土范围内完成的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优化,但是我们又是行政隔开的体制,因为我们财政到今天还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本位的体制,所以现在都是在一个县,甚至一个镇的范围内搞区划优化。那这种优化,每个县城都在建城镇,每个省城都在建城镇,这种模式跟人口到哪里去可能不匹配,一些地方是大量经济项目要去做,但是他也是这个级别的城市,发展不够快。这个问题不解决,地方财务风险,投资效率的风险可能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是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有叶子晒太阳就有收成。我们对于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无论观念、专业知识、人才都严重不足。所以一方面城市化要大力发展,另一方面所有城市都面临管理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未来要面对的。

城市化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发达国家都是70%~80%,有些国家已经接近90%。我们通过造车,通过人为努力,通过规划,通过地图上画城市,就可以把城市建设好。但是我们忽略了,无论把国家政策看的多清楚,你还有你自己的设计、当代技术变化、环境变化、观念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看的明白。所以政府的主动作用,和自发的社会运动,市场活动,按照相对价格这个信号配置资源,在追赶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写了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一波城市化的热潮,要注意吸收国家工业化的教训。当年为了炼钢太着急,下了命令就以为中国钢铁产业会起来,最后遭受到巨大的挫折。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巨大的机会,同时要看到这里面潜伏的挑战,真正要把风险和机会处理妥当。此外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尤其空间支援配置方面要有好的体制,这里面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都会跟着发展做研究。

主题:

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时间:2013.3.18-19

地点: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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