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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让创新驱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

 

       中国当前在增长方面,稳定增长最大的引擎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也是一种人口现象,有人测算过,城镇化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推进,可以拉动三到六个百分点的GDP。现在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老龄化会减缓GDP两到三个百分点,所以人口是有双重性的。
 
       中国要提高增长率质量,就要靠创新驱动。要稳定增长速度,城镇化无疑是最大的引擎。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世纪有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熊彼特,一个是凯恩斯,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需要熊彼特引领,重振创新基地,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提供新的驱动。他认为创新是引起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创新使企业家崛起,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消费的边际递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所以有人说凯恩斯聪明,聪明赢得一时,熊彼特智慧,智慧天长地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美联储利用房地产措施刺激美国经济,结果引爆了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我们也实行扩张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个政策是力挽狂澜。著名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曾经做过测算,如果没有当时四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4%,而不是9.2%。所以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平常只有30%。但是这种刺激也带来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货币超发和地下投资等问题。所以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创新,让创新推动新产业来引领经济增长。也有人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的科技创新来突破科技革命,来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拐点,也就是人口的数量红利在逐步消失,以廉价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我认为人口红利并没有完结,人口廉价,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但是我们还有人口质量的红利,人口质量的红利是和创新驱动的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中国还有人口城镇化的红利,特别是在稳定增长速度方面,人口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十八大提出来,要走创新驱动的战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把驱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廉价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第二,投资驱动发展的阶段,像2009年就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发展的阶段。投资作为三架马车之一,9.2%的增长中间投资做出的贡献超过90%。第三,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他还讲到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的阶段。我们过去主要靠人口红利,在稳定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有要素红利,土地红利,土地红利在城镇化中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人口红利也留下很大的代价。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是以钟摆式候鸟式的人口流动为基础的,春运几十亿人流动,交通不堪重负,背后几千万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所以我认为中国要重新反思我们的城镇化模式,我主张大力推进就地城镇化。两会前夕我考察了一个中小城市,我发现中小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幸福感非常强,二十万可以买套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和在北京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所以北京这种大城市要更多发挥辐射功能,而不是让人群聚集,我们要建更多的城市群,让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来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如果中小城市有吸引力,老百姓可以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本地就能城镇化,家庭能够团聚,那就可以减少城镇化的巨大代价。
 
       中国经济为什么要转型,就要改变六个过渡依赖,第一个要改变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第二要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的局面。第三个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第四个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五个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局面。第六个要改变过度依赖财富的非均衡增长的局面。所以中国的经济要改变这六个过度依赖,非常重要的是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
 
       目前我做了很多企业调研,我发现企业要么向上走,创新转型,要么向外走,海外拓展,如果不能向外走向上走,那就向下走被淘汰。
 
       创新要防两个极端,现在有些人把创新作为一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这是一种庸俗主义。同时也要避免把创新看成高不可攀,无所作为的理论主义。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还是产品新质量,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供给来源,以及企业组织方法和管理方法等都是创新。所以创新不仅是新技术,而且是新方法和新态度。它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成思危教授也说了,创新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管理创新,一种是制度创新。如何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我的体会是,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聚集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的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识一定要化为产业行为,才可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因此,政府非常重要,要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造环境其实比造乔布斯更重要。乔布斯不是打造出来的,是靠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创造出来的。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宽容跳槽的职业能力,有吃苦耐劳不断进取的精神;尊重人才,能力至上的理念;还有宽松自由的创意氛围。所以创造环境比创造乔布斯式的创新领军人物更重要。
 
       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离不开金融的创新。现在欧洲提出来要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摆脱危机的引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中国政府也提出来要发展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在培育和发展其他战略新兴产业上面,我认为要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我们要利用市场机制,无形之手,政府引导,有形之手,要用好两只手,做好两轮驱动。让新的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单有技术创新,没有金融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出现曲线闭锁效应。单有金融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成为无米之炊。风险投资对于技术创新非常重要,风险投资不仅有风险分散的功能,还有筛选发现的功能,它能够识别高成长性的项目和企业,它有要素集成的功能,可以把资金、技术、人才聚集在一起。此外风险投资还有企业培育的功能,通过风险投资能把一个鸡蛋孵化成一个小鸡,如何从小鸡长成一个大鸡,再到资本市场上通过上市实现。所以风险投资在培育企业方面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风险投资以外我们还要重视天使投资,还有VC、PE,这是创新投资链上的三大金融工具。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50%,城乡居民储蓄率超过30万亿,如何把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特别是有利于创新和科技型企业成长的投资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有一万多家VC、PE机构,管理存量基金规模为两万亿人民币。2011年,VC(也就是风险投资)新增投资对工业服务增加值的拉动跟吸收为1:7,远高于银行1:1.2的拉动系数。所以风投对创新和推动企业的高成长具有独特的功能。
 
       在VC和PE的发展方面,有三点值得政府重视:第一,让VC、PE退出通道更加多元化。我们现在PC退出通道90%靠IPO退出,形成了千军万马挤IPO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要改变,要改变多层次金字塔式的机制。现在我们有新三板,们怎么使新三板和场外交易进一步扩容,使资本市场金字塔的塔底更加宽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中关村的资本市场,中关村是仅次于美国硅谷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如果从上市公司来看,上市公司最多的是美国硅谷,其次就是中国中关村。到去年年底,中关村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经有224家,其中境内145家,境外79家,主板市场51家,中小板31家,还有150多家是新三板市场。所以我们应该让投资有更多的退出机制,建立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
 
       第二,应该让VC、PE投资的链条前移,我们说VC、PE化,PE投资化。美国风险投资经验表明,现在美国风投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而硅谷又占了美国风投总额的90%,美国天使投资人超过26万人。硅谷里面的投资是靠家庭,朋友,傻瓜来实现的,实际上天使不是傻瓜,投一百个项目,有几个项目成功以后,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回报。
 

第三,要让VC、PE企业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海外并购的问题主要是资金短缺,并购不仅可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还可以给中小企业提供基础服务。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同比下降56%,但是有统计显示,中国跨国海外并购增长90%。我们企业要向外走特别要看补偿投资的结余,既可以推动企业海外拓展,又可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主题:

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时间:2013.3.18-19

地点: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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