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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转型实践中章程建设若干问题

发布时间:2018-05-08

当前,我国地方高校正逐步推进向应用型转变,但是在实践中却遭遇诸多误解,纠正这些误解的有效途径是制度的变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逐步推行高校章程建设,地方高校的转型应当顺势而为,以此为契机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变革,通过章程建设来引导和规范地方高校有序科学转型。

理想的地方高校治理状态是政府宏观上的问责与地方高校微观上的自治相协调,而契约性关系的建立便是实现这种协调的一种方式。即政府对地方高校设立宏观目标、进行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结合第三方组织进行绩效评估,地方高校在政策的宏观框架内实施自我治理。政府对地方高校的契约管理并不是真的和高校签署契约,而是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推进的章程建设就是实现协调政府问责制和地方高校自治权的一种方式。

对于我国地方高校而言,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目前来说,地方高校应是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的结合,因此,我国地方高校在探索自治权的时候,要先弄清楚政府是实质性干预还是程序上的干预,程序上的诸如采购、人事以及基础建设的审核和监控可能会对高校形成一定干扰,甚至会对效率形成影响,但这些并不妨碍高校实现其使命和任务。在地方高校章程建设实践中,面对这样比较敏感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高校需要就自治权的实现程度和政府之间进行协商,以便把监管权力和自治权力区分清楚。

我们认为,高校自治权力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校有选择教职工和学生并决定他们留在大学所需条件的自由;高校应该具有决定课程内容和授予学位标准的自由;高校具有把经费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的自由。政府应远离那些威胁地方高校学术自由的事情,地方高校与政府应该结盟为伙伴关系,但必须建立学校的自治机制和政府的问责机制。这两种机制应在市场之中平衡协调。在伯顿·克拉克所撰写的《协调的多种方式》中认为,在传统的治理和科层之外,高校在转型实践中还应增加市场模式。

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地方高校一直迷失在“层次”的追逐之中,出现目标定位上“高低不就”的现象。地方高校多数存在着追求高大上的心态,不顾自己学校特色与实际,重视学术而轻视技术,在办学理念中根深蒂固地排斥技术与实践,把争创“一流大学”作为自身奋斗方向。特别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不顾自身历史短、基础弱的现状,采取跨越式的大发展,导致定位模糊、方向不明、办学同质化,进而失去了原有的办学特色。地方高校实现转型的关键在于对自身的科学合理定位和对未来特色有较为准确的认知。地方高校转型过程中,定位一般来说分为发展层次的定位和特色学科(方向)的确定。定位的过程就是对学校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层次及专业方向的深思熟虑。地方高校在转型过程中要考虑地方发展的两个需求:一是当下的需求,二是未来的需求。地方高校在转型过程中,应当把对科学的应用作为章程使命,利用科学理论来服务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注重求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在章程中对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创业学科体系形成以及创业氛围改善等加以明确阐述。

国际学术界“治理”概念的流行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对非洲发展问题的讨论。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干预或者单纯运用市场机制都不能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种背景下,共同治理登上历史舞台。大学内部通过向社会组织等开放权力进行共同治理,以缓和日益庞大复杂的大学事物与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提高大学管理的韧性与弹性。只有从市场经济出发而非行政权力的角度出发来变革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高校章程,才能保障变革的实质进行,才能够防止学校内部行政权力的寻租,才能根除学术腐败滋生的土壤。高校章程是承接高等教育法与学校制度的桥梁,地方高校建设章程时,应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依据高等教育法落实高校职员制度。从横向来说,在办学模式与管理模式的变革中,地方高校章程建设应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甚至把校企合作的方式作为基本制度加以明确和规范。地方高校在转型实践中的章程建设应依据高等教育法,探索划分以党委和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和以学术委员会为主的学术系统之间的边界,使权力运行划分更为具体。从纵向来说,要解决任意设置学院及二级学院问题,地方高校应确立院系的组织结构、制度及资源配置,应将院系设置与权力划分明确写入学校章程中,制定院系设置流程图,并公布于众,以便实行民主监督。